8, 9月 2022
通讯:塞内加尔“水稻村”里的中国专家

塞内加尔波多尔省吉亚村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这里地处塞内加尔最北部,靠近撒哈拉沙漠南缘,终年高温少雨,外人罕至,是一个十分偏远和贫穷的村落。然而,这里却常年生活着一群中国农业专家。他们与当地百姓同甘共苦,利用技术专长,帮助稻农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1958年出生的崔朝臣是中国援塞农业组水稻组组长。来非洲前,他曾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但他来后发现,这里的生活条件比想象得还要难。

吉亚村至今没有通电。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漆黑一片,“好像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好在当地政府重视,水稻组驻地拉上了电网,并成为远近居民手机和收音机的重要充电站。

吉亚村所在的波多尔省虽然偏僻,却是塞内加尔最重要的粮食产区,是这个非洲国家未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希望所在。根据中塞两国签署的农业合作协议,水稻组落户于此,目的就是要在塞内加尔复制中国水稻种植的成功经验,提高水稻产区粮食产量,以帮助该国早日摆脱粮食主要靠进口的沉重负担。

从2007年开始,在业已存在且取得良好示范效果的中国援塞农业组蔬菜组基础上,中国政府向塞内加尔增派水稻种植技术专家,每批6人,每任2年,至今已迈入第10个年头。

作为第5批水稻组成员,崔朝臣及其5名组员每天都把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不仅要负责驻地附近2公顷示范田一年两季的优质高产示范工作,还要经常组织技术培训、下乡指导,并进行机械维修保养等工作。

吉亚村三分之二村民从事水稻生产活动,是名副其实的“水稻村”。平日里村民们在生产上遇到问题,大到选种灌溉,小到除草杀虫,常常上门寻求帮助。对此,水稻组从不推辞,总是竭力满足每名村民的需求。

村长穆罕默杜·拉辛对水稻组的帮助充满感激。他说,吉亚村是中国农业技术援助的最大受益者。水稻组不仅为村民们提供技术支持,也为村里捐赠过打井设备,解决了许多人的吃水问题。

水稻组的工作立足于吉亚村,却从未局限于吉亚村。事实上,经过历届成员努力,水稻组已在波多尔省内外设立11个水稻生产示范基地,指导范围覆盖塞内加尔各大主要水稻产区。为满足各地农户需求,崔朝臣和同事们常常驱车上百公里上门示范指导。一天往返下来,常常累得人仰马翻。对此,崔朝臣的回答是:“忙点累点没什么,就怕闲下来寂寞。”

确实,对于身处偏远乡村的水稻组人员来说,自然条件的艰苦和工作的辛苦都算不上什么,寂寞才是最大的敌人。

“日暮乡关何处是?夕阳西沉使人愁,”曾在波多尔坚守过两年的前水稻组组长郑俊杰在网络日志中这样写道。回想起在吉亚村的岁月,如今已升任中国援塞农业组组长的他告诉记者:日落时分,波多尔的气温还停留在40摄氏度。驻地的铁皮屋里总是燥热难耐。这时,他和同事们便会到驻地的晒场上乘凉、侃大山,借此慰藉思亲之情,直到月亮升起。

在崔朝臣带领下,第5批水稻组2015年成绩斐然:水稻示范田第一季单产达每公顷9吨、总产量18吨,创下示范田产量纪录;举办理论培训班2次、现场实践培训班4次,总计培训人员近600人。此外,过去一年,波多尔水稻区域稻农代表、产业协会代表和塞内加尔军队农垦团等纷纷前来水稻组示范基地考察参观,水稻组的种植水平多次受到波多尔省农业官员赞扬。

“先知曾说过:‘为了求知,哪怕远到中国。’幸运的是,中国人把知识送到了我们的家门口,”采访结束时,吉亚村村长拉辛如是说。

28, 8月 2022
从塞内加尔到印尼 西媒描绘“新冠伤痛地图”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9月27日报道,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新冠病毒大流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逼近百万这个象征性数字,在有效疫苗问世前,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62岁的阿萨内·塞克的妻子玛丽·巴于5月在达喀尔去世,终年53岁。令塞克最感到心痛的是无法按照上帝的意愿埋葬妻子。直到4个月后的今天,他仍在位于达喀尔市中心的家中一筹莫展。“现在她早就长眠在坟墓中,我们无法清洗遗体和好好筹备葬礼。我们是,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说。

塞克与妻子结婚24年。据他回忆,玛丽是在5月9日因胃疼住院,由于没有床位,她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医生给她注射了止疼药。玛丽并未发烧、咳嗽或肌肉疼痛,只是胃部有剧烈而持续的不适。“我给她买了一张床垫,放在医院地板上,她就躺在床垫上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夜。”

去世几小时后,玛丽的名字及其所住街区就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她是塞内加尔第19例新冠死亡病例。

34岁的克里斯蒂·安德森的祖父亚历山大·博伊尔5月6日在华盛顿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享年76岁。她在祖父去世那天最深刻的回忆是,她的母亲通过远程视频软件Zoom央求有人能握住祖父的手。由于防疫规定,祖父在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在华盛顿的一家医院去世,在场的只有医护人员,一名护士在他临终时握着他的手。

安德森表示,没人能确定祖父是如何被感染的。在家禁足两个月后,祖父只是偶尔出门买花,剩下的时间都在做家务。家人感到不对劲是因为5月初的一天,习惯每天早上在社交网站发文抨击总统特朗普的祖父没有任何动静。由于没人能联系上他,警察最终进入他家,发现他躺在地上。在住院一周后,祖父去世了。

安德森表示,痛苦的回忆无处不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家人们都自觉戴上了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孩子也因此开始远程学习。

“没有了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是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最大的礼物。”在新冠病毒6个月前带走了55岁的丈夫亚伯拉罕·希伯后,53岁的蕾切尔·希伯的悲痛就从未减轻过。

希伯因其人道主义工作而成为在当地社区颇受爱戴的一位拉比,作为一名接受肾脏移植的患者,他一直在服用免疫抑制剂。“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新冠病毒的,但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被感染了。医生给我们开了药,并建议我们待在家里。”他的遗孀表示。

4月13日,希伯开始呼吸困难并被送至耶路撒冷郊区的一家医院,10天后,在明显的呼吸改善后希伯终于摘下呼吸机,“但最终我们还是失去了他”。“我和孩子们全都处于隔离状态,没法跟他说再见。”蕾切尔的神情黯淡了下来。

英德拉·黛维的丈夫哈里·桑托索因感染新冠病毒于3月在雅加达去世,终年54岁。桑托索是印度尼西亚首批100例新冠感染病例之一,他因严重的呼吸急促、发烧和恶心住院治疗。五天后,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仅几小时后,桑托索就去世了。“对我们来说最心痛的是,他去世时我们不在他身边,他去世后我们也不能亲手埋葬他或为他举行葬礼。”黛维表示。

黛维和孩子们至今未前往丈夫的墓地祭奠,因为那里是专门用于埋葬新冠死亡病例的墓地。“去那里很危险,因为病例仍很多……”黛维说。印尼已经连续多日创下新增感染纪录,累计感染人数已超过26万,死亡病例累计已超过1万例。